不把身体看做肉体的医学——评《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医学的修辞及叙事》
为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著书立说，与谈论中国人的精神与文化一样，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宏大命题。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关于前者的著作汗牛充栋，而关于后者的著作却寥寥无几。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人的精神与文化是举世公认的具有独特品质的专门之学，而形而下的身体从生理学、解剖学、细胞学的观点看来，都是上帝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本质上并无值得大书特书之处。
是这样的吗？这未免过分以现代人的眼光关照古人了。至少一个半世纪前的中国人，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当时人们认为自己从精神乃至身体都是迥然不同的。依据我本人现在可以想到的证据，有这样一些侧面的例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把汉代《山海经》、《淮南子》中对野蛮人的想象性描述落实到了西方人的身体上，比如汪仲洋诗云:“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小注云:“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就连当时大学者俞正燮还相信中国人肺有六叶，洋人只有四叶；中国人肝七叶，洋人三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人只有四窍；中国人睾丸只有两个，洋人则有四个；中国人肠子有两条，洋人则六条。
撇开这种自以为是的身体优越性不谈，中国人还有一套庞大和自成体系的身体哲学，道啊气啊阴阳啊五行啊，举凡道德、政治、意识形态都在人的身体找到了安身之处，身体完成了中国人对于自然以及社会认识的媒介，或者说成了一切复杂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喻体。基于这样的认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在费振钟先生眼里也会成为专门之学，而他的新著《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医学的修辞及叙事》(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问世，就是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梳理，对中国人的身体进行一番文化审视。
在作者看来，疾病作为一种身体现象，是身体的道德缺失。对于历史上疾病的审视，特别是为弥补和修复道德缺失而进行的医学史写作，是一个丰富有趣的“拟历史写作”。作者坦承没有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在前言里感谢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是他的《元史学》，启发了作者对历史叙事主义深刻的兴趣。这个不算小的写作起点，或者说写作野心，证明作者的叙述将是亦文亦史的写作，论证不乏文献和史实依据，文笔则注重辞藻和修饰。从我一己的阅读感受证明，作者差不多已经做到了。
为了建立起论述中国人身体与疾病的文献基础，作者从传统目录学、版本学、注释学的角度出发，用了两章的篇幅，分析了四个文本。首先是托古伪作已成定论但却影响深远的《黄帝内经》，这是一本避不开的古代医学名著，奠定了中医学对于中国人身体的理论基础。接下来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作者没有选择《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千金方》这些堪比《黄帝内经》的著作，而是选择了汉赋代表作品枚乘的《七发》、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和唐初四大诗人之一卢照邻的《释疾文》。这些作品的选择显示了作者的独特视角，当然更代表了本书的关注所在:本书不是一本医学专业书，只是医学史图景的一个小小部分，力图把医学史的叙事与解释联系起来，着眼于文本修辞术背后的隐喻。比如作者在分析卢照邻的《释疾文》时，揭示出这样一条不为前世注家所知的脉络:卢照邻被恶疾折磨，十年之中，他所求的似乎已非治病，而是在身体的不公待遇中找到命运的合理解释。对此，卢照邻宁愿相信疾病会给自己带来一种补偿性后果，如果可以流传后世，那么疾病就创造了身体更高的存在价值。于是卢照邻的文学创作在疾病的刺激下，顺理成章地展开了。这种身体与疾病的对抗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的说法让人耳目一新。全书分为六个专题对传统医学进行阐述，分别是:以黄帝为修辞、以文学为语境、以儒学为知识、以女性为对象、以江南为背景、以“人民”为经验。在我看来，医学只有彻底脱离出作者所描述的那些以黄帝为修辞、以文学为语境、以儒学为知识、以“人民”为经验等等，才能祛除中医药学的巫医性质，彻底还原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学本身。在论述女性身体的专章中，不乏转引太医给女眷看病的情景:“迎春便把绣褥来衬起李瓶儿的手，又把锦帕来掖了玉臂，又把自己袖口笼着他纤指，从帐底下露出一段粉白的臂来，与太医看脉。”(《金瓶梅词话》)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藩篱遮蔽下的诊病其实和现在医患纠纷中最说不清的男妇科医生与女患者之间的矛盾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没有把女性身体看做是某个器官患了病的肉体，都是给女性身体加入了太多礼教、情欲的成分。
可惜的是，从《黄帝内经》往下的一千多年，我看不到这个学科愈分愈精和愈分愈密的进化轨迹，相反，医学与意识形态特别是与政治的捆绑和合谋却呈愈演愈烈之势。直到西医西药的到来，才让我们每个人得了感冒而不必担心有丧失性命之虞。作者对此当然是了然于胸，不过并没有采取大肆批判的态度，而是处处抱有着同情的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无论如何算是本书的一个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缺乏一个专门章节:以西学为衬托的医学。有了这一章就可以七段成篇，足以可以媲美枚乘的《七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