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弥散着神圣

　　每每过年过节，一种惆怅，一种倦怠、一种失落便油然而生。过年忘却了年的味道，过节丢失了节的景象。就说过大年吧，除了礼花爆竹的狂轰滥炸，就只剩下那场美轮美奂莺歌燕舞举国同庆的春晚了。春晚这种表演性质的宏大叙事早已成为一年一度的国家仪式。
   
　　过年过节，仪式感必不可少，无论是小家的还是大国的。至于这种仪式感是否应该建立在千年传统积淀之上，切不可断然定论，否则，在大洋彼岸，过年过节就近乎奢望了。然而，于华夏文明古国而言，年的体验与节的感受便不免牵连着一种历史的厚重。
   
　　在美国快餐文化咄咄逼人之势下，要抚摸德意志传统，最好是去圣诞市场走一遭。要是能够约几位旧友新朋站在冰点下的市场，手持叫做班贝尔的陶瓷小罐，喝上几盅烫热的红葡萄酒，胸中顿时燃起一簇篝火，那才算得上真正过上了日耳曼式的“大年”。从中品味的是德意志的风情，日耳曼的俗尚，却无丝毫基督教的神圣。看来，德国过年，是舍宗教神圣之“本”，逐民俗狂欢之“末”。既然宗教民俗难分伯仲，也便无所谓本末倒置。
   
　　由于班贝尔表层刻有“某年某圣诞市场”字样以及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民俗记号，不少游客便宁肯放弃押金而留作纪念。有些人在家攒了一大摞班贝尔，铺张开来即为一册辉煌的私人圣诞记忆，灿烂得让人羡慕，朴实得令人感动。可最近几年的圣诞时节，德国突然掀起对班贝尔的抵制，原由无非为此物产自中国。
   
　　这事件听上去很耳熟，可以说是近来国际上对中国经济腾飞以及此次金融海啸“隔岸观火”蜂拥而起的妒忌、怨愤之翻版。的确，仅在德国，这几年就发生了针对中国的经济间谍案、广告衫风波、牛奶事件等等。据汉堡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绝大多数人感到自己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不过，近期接待了若干个德国经济代表团，他们便是冲着中国制造的前沿科技产品如环保产品而来的。这着实让笔者愕然：德国的环保理念与技术无愧于引领全球。而且，这些代表团表述的不单是商人的经济利益，更带来了德国消费者的心声——价廉物美。其实，当今充塞于德国市场的圣诞商品，大都带有中国元素，也没见德国人为此怨声载道。美国女记者萨拉·邦焦尔尼在新著《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中的描述颇具代表性，离开了“中国制造”，他们照样生活，却麻烦丛生，最明显的莫如生活成本的骤增。
   
　　班贝尔则另当别论。尽管本地厂家因高昂的人力成本不可能生产售价如此低廉的班贝尔，不过，为本土产品甘愿破费的也大有人在，毕竟它不属于日常生活必需品，一年一次而已。或许，该事件根本不该拿全球化浪潮中的经济血拼以及由此引发的恩恩怨怨来模式化，更不应该以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之争来妖魔化，而是如德国媒体评论员在《传统的终结》中所写的：消费者们可能预感到，随着国际化暗流在城乡圣诞市场的涌动，连接传统与地域的最后一根情感纽带由此而断裂。众所周知，对低价的追逐，德国消费者却设置了很高的伦理准则，比如禁止童工、劳工保护与保障、绿色理念等等。被忽视的，往往是德国消费者心中的另一条底线：传统！
   
　　传统节日是文化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多多少少传统文化是经由节日而保存至今：除夕守岁、春节换符、元宵灯会、清明祭祖、端午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就是说，文化的存活与保鲜并不局限于所谓职业文化人的宏大叙事，而完全取决于黎民的家长里短。文化得以传承，载体不可或缺，而节日正好充当着传统之“舟”、传统之“器”。
   
　　肖复兴记忆中，京城的过年应该如民谣所述：“二十三，糖瓜沾；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推糜黍；二十六，煮大肉；二十七，宰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晚上守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可见，要让年味节意够浓足酽，就必须把握节庆的仪式感。如果说，仪式是一种制度，其蕴涵的是一份对传统与地域的情愫甚或一种民族精神，那么，演绎仪式所需的道具便是器物。生产器物的技术一旦丧失，制度与精神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班贝尔的遭遇足以明证。
   
　　切勿把国际上一切对中国符号的质疑或与“世界工厂”的龃龉以一种受害者苦大仇深的悲情去解读，也杜绝以暴发户的心态随意打造文化消费传统，他者对传统的尊重、敬畏和坚守，不啻为一面关照自身的明镜。而外来种种亵渎往往源于自我坚守的缺位。
   
　　“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龙应台在《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中如是说。于是乎，浸润在传统中的节日便弥散着一种生死存亡的神圣，这种神圣已远远超越了以祀天祭祖来言说对死亡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祈福。